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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缘与地缘

2015年04月13日 11:01来源:未知手机版编辑:靓群芳
编者按:齐河马氏家族世居齐河老城,是黄河左岸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自清代初以降,才人辈出,簪缨相望。本刊特别推出马氏后人、著名戏剧家、小说家马森的一篇散文力作,同时刊出著名作家王蒙为其散文集《旅者的心情》所做序言及马森自做后序。马森先生是齐河这片土地哺育成长、从这里走向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他出生于老齐河县城北关,后辗转流寓台湾。他深念桑梓故土,怀乡之情时时流露于笔端,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回乡省亲,有文为记。他仰承渊深家学,博采中西精华,足迹遍及几大洲,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表达,是台湾文坛和海外华人文坛具有具有标杆性意义、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人缘与地缘
马森
我没有想到再来维城,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会到达任何我居住过的城市,我没有对我一生的命运作过任何具体的计划,谁又能作过呢?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何曾梦想过超出我出生的那个小城一步?那个依然沉睡在清末民初自满自足的梦境中似乎永不会被惊扰的小城。如果时光倒流,世事依旧,我肯定满足于做一个乾隆题匾的“中宪第”的小主人,往好处说,不过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小城士绅之流;往坏处说,则可能是一个破落户的不成才的子弟。我本来不但不知道世界上有法国,有巴黎,有英国,有伦敦,当然更不知道有个国家名叫加拿大,加拿大有个英属哥伦比亚省,这个省的省会叫作维多利亚!那时候听都没有听过。我的家人没人离开过中国,甚至很少人离开过我们的齐河县城,我的亲戚和乡人也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安土重迁嘛,谁会轻易离乡呢?只有我的祖父因为我的曾祖父在江西做官(自然是清末的时代),出生在江西,但是在曾祖父逝世后,也就以青壮之身和他的哥哥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扶柩返回故里安葬,以后没再离开过。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到后方从事抗日工作,也不过在河南省的洛阳而已。我十岁的时候曾经穿过日军的防线去探望父亲,那时候也正是因为无知和有抗日心切的表叔和表哥陪护,才有那么大的勇气。洛阳是我幼年到过最远的地方了。
谁会想到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带来和平的日子,一场内战使多少乡人流离失所,我也因此搬迁到济南,然后又到了北京、青岛和上海,最后落脚台湾。我后来的远行,都是从台湾开始的。
台湾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居住最久的地方,我的口音、我的生活习惯都与台湾的现实合流了。台湾虽是一个蕞尔小岛,可是自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以后发展迅速,信息畅达。我在大学求学的阶段,渐渐了解到世界之大与空间之广。那时候很讽刺的是,在畅达的同时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上设了太多的禁忌,思想上也备受禁锢之苦,使多少有一点头脑的青年都想尽了办法飞出这一个令人不能痛快呼吸的闭塞之地,于是到西方留学遂成为当日年轻人最大的梦想,也是最为名正言顺的脱走的借口。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大学时代读的是中文系,按理说没有留学海外的必要,然而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让我太难以适应了,才会用心准备,考取了留法的奖学金。为什么留法,而非当时最流行也较容易的留美?我想有两个主导的原因:第一我读了很多中译的法文小说,像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大小仲马、罗曼·罗兰等人都是我早期接触到的西方作家,使我对法国的文学与艺术产生了向往的情怀;第二则是由于机缘了。
是的,机缘,正是我这里要谈的一个人生的大问题。我自己一生的种种转折,半由自主,而另外一半则靠机缘。什么是机缘呢?真是很难解说的一个词。佛家讲“因缘”,俗人讲“缘分”,都指的是人生的过程中一种偶然的时空遇合。所谓偶然,就是并不在个人的意愿主导或生涯规划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又称之谓“命运”,再有主见的人也不敢说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之后,没有人能料到接踵而来的是如此惨痛的阋墙之争;如没有内战的侵迫,我大概不会去北京,更不会来台湾,那么所有我后来的经历都要改写了。
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就产生一种新的刺激,人的身心双方面都要接受一次新的挑战,新的洗礼,也许会像蛇一般地蜕一层壳——一层无形的壳吧——变成了一个新的人。正因为去了北京,我原来浓重的山东口音国语化了,才使我在大学时代可以如愿地登上师大剧社的舞台,也在国语课中显得卓然不群。我的国语课老师在筹备师大国语教学中心的时候,自然想起正在念研究所的我来,顺理成章地聘请我兼任国语中心最早的一批讲师中的一员。我那时所教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西方学界的名人,像为陈若曦的《尹县长》英译本写序的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 Simon Leys)、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以及出身哈佛的一批中国专家;还有的呢,成为我的法文老师,像终身奉献给台湾的比利时修女裴玫(Thérèse Palmers)。如果没有裴玫修女两年的热心教导,我不可能顺利地考取法国政府的奖学金,也不能够有以后巴黎的生活以及我的一段姻缘及两个儿女。再如,在巴黎的最后一年,我坐在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室里(那本是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的位子)忽然接到一位不速的访客,原来是一心想聘我去墨西哥筹备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说客。我抵墨以后才知道大力推荐我的竟是我在师大国语中心教过的学者曼考尔。从墨西哥来加拿大的引子,又是由于偶然李克曼的一位童年挚友来访,他正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才使我兴起进修社会学的念头。这些人缘都出于偶然,也都不是我事先可以预料、梦想到的。
人与人之间不能说没有“缘”的主导,首先父母与子女之间就是一种缘法,关系好的,我们会认为是前世修来;关系不好的,我们也常说是前世的孽债。兄弟姊妹、夫妻、亲戚朋友无不如此,投缘的我们希望常相聚,不投缘的则恨不得赶快分手。但是,大环境常常使你无法如愿。离开大陆时我绝对不舍我的母亲,然而我跟父亲渡海来台,母亲却滞留未行,这一别就是十六年之久,不但无法见面,连通讯也被禁止。我也许不该抱怨当时的政府,但执政者从来不会考虑到他们自身以外的人的权益也是事实,今日仍然如此。直到我在法国定居之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当时病情沉重的母亲接到法国团聚。母亲下机到家不久就吐了一大口血,立刻送进医院,这一住就是一整年,方得出院。接母亲出国对我来说是完成我有生的一大心愿,对我母亲而言却的确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使她得以摆脱了“文革”的灾难,同时病情也获得完善的治疗,终于得享八秩高寿。我母亲只生我一个孩子,这也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缘分。
人缘多半无法强求,不但我幼年的朋友因为战乱及播迁而无缘再会,即使大学时代的同窗也因空间的违隔、岁月的侵蚀与事业、性向的变迁而日渐疏远了。相反的,另有一些因偶然的机会遇合的朋友,意气相投之外,恰恰那些偶然遇合的机会一再出现,遂结为知己。这岂不又是缘的作用吗?
与人缘相同,我们与居留的空间之间也有缘分的存在。在我过去的生命中,有些我爱的城市,但无缘久留,譬如北京与巴黎。我初抵北京时是在解放之前,那时的北京还叫北平,不是政治中心,只是一个文化古城,但却是一个具有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富丽辉煌的气势兼具优雅宁静气氛的地方。除了到处都是值得观赏的名胜古迹以外,那种胡同里的四合院住宅代表了一种古老的大家庭成员可聚可分的智慧设计,宽敞的院落又提供了主人发挥庭园艺术的空间,很适合中国式大家庭住居。北京的天气虽然冬天甚寒、夏天又过热,但春暖花开和秋高气爽的两个季节却十分宜人。一旦习惯了那种四季分明的季节,也会觉得世间没有更好的气候变化了。如果透过专写北京的老舍的小说来看北京,可能反而得不到太好的印象,因为不论是《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还是《离婚》,重点都在写北京的穷苦人民和他们蜗居的大杂院。四合院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才能彰显其清雅与悠闲,一旦变成大杂院,那就是很恐怖的地方了。直到《四世同堂》,老舍才描写到北京四季的景观,然而其中的人物又有不少令人无法认同的投敌汉奸和怯懦无能之辈,其实那些人物无法代表一般的北京人。事实上最使我倾心的正是北京居民待人接物的方式,礼貌周到,温文尔雅,不愧数百年来生活在天子脚下所养成的知理守法、包容大度的习惯。正因为北京曾为数代帝都,居民习于进京赶考的外省士子以及各地进京为官的外地人,所以对外来者绝无歧视。特别是后来经验到上海人、香港人对外地人的不屑以及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敌视之后,尤感北京居民的难得。北京话是国语的基础,清脆动听,可以字字入耳,北京人措辞的委婉、幽默,更是数百年高度文化发展的结晶,使外来者自动放弃一己的方言。那时我曾想,北京正是我希望常居久安之地。但后来我还是做出了出走的决定。等到再见北京已经是一九八一年对外开放后,回去讲学的时候,距离我离开北京已经过了三十二个年头了。一九八一年的北京,与今日的北京也很为不同。就建筑而言,虽然不像那时候的上海叫人感到灰头土脸,但与我记忆中解放前的北京比较改变不大,只是再没有昔日那种优雅清闲的气氛。遇到的人们多半面无笑容,街头常有互呛的路人,甚至大打出手,商店的女店员无不摆出一副晚娘脸孔,对顾客爱睬不睬,这些都是过去的北京人鲜有的行为;再加上公交车的乘客争先恐后挤得上不了车,街上又无出租车可雇,出门很成问题;饿了也难找到一家有座位或卫生条件使人不担心的餐馆。最令人不容易忍受的是似乎人人都在随地吐痰,一不小心裤子、鞋袜就有被沾污的危险。我不记得解放以前的北京人有这种习惯。心中不免懊恼,我一向梦想的城市怎会变成这副模样?